目前ESG在國際上已經不是前沿理念，很多現行ESG規則和國際倡議衍生出了新的配套規則，國內出口企業在ESG合規的基礎上面臨很多新的要求。國內出口企業將面臨的新問題有：

一是中國企業加入高標準的國際倡議不再是滿足ESG要求的充分條件，新興ESG國際倡議有明確的政府背景，以打擊中國供應鏈為目標，ESG工作的局限性開始顯現。

二是ESG信息披露將回歸“價值鏈非財務信息分析”的初衷，服務于供應鏈監管。

三是碳足跡將逐步轉向人權足跡，碳標識將逐步轉變為包含環境和勞工數據的供應鏈標識。

四是生物多樣性議題將成為工程建設項目的ESG挑戰。

特朗普當選后以上問題將發生變化，因為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在這些領域投入了大量資金。

1.   美國ESG新倡議

2023年下半年ISSB和ESRS等規則陸續發布，但是這些ESG規則體系才剛成型就面臨“不夠用”的問題。

歐盟ESRS和ISSB等規則的文本對于“披露深度”并未給出清晰的指引，即“ESG工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好”。所以實踐中很多企業會加入各種高標準的國際倡議，取得相關認證或評級，以顯示自身ESG工作的執行程度。典型的國際倡議或ESG認證有SBTi（科學碳目標）、RS（負責任鋼鐵）、RMI（負責任礦物）、BCI（良好棉花倡議）、EcoVadis（負責任采購）等等。為了ESG合規，企業需要關注ESRS引用的外部規則所對應的倡議或協會，滿足倡議的要求或接受倡議認證（拜山頭）。這些倡議或協會的信息會出現在歐洲企業的ESRS G1模塊，或List of memberships/associations專題報告中。

然而目前出現的問題是，中國企業在ESG方面即使表現出色，特別是在社會與人權方面即使充分響應國際倡議要求，依舊會被打擊。以近期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倡議為例，多年前在剛果開采鈷礦的某中國企業曾經被NGO和外國政府攻擊，隨后加入了負責任礦物倡議（RMI）并積極與當地各種NGO和咨詢公司合作，付出了很大合規成本。因為很多打擊手段過早實施導致目前不好找茬，所以2024年美國的TVPRA清單中沒有中國企業在在剛果侵犯人權的案例，RMI倡議已經顯得不夠強力。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親自下場建立了新的MSP倡議，并委托NGO執行。

MSP倡議采用新模式，先由美國政府直接出面建立機制，并與其他國家的政府簽署協定，再委托給NGO執行。采用這種模式的原因可能有：由NGO主導的RMI倡議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是成熟的機制，影響力大，而新MSP倡議與RMI倡議有大量重疊內容，存在一定競爭關系，需要政府親自下場扶持。此外，MSP倡議采用“NGO使用政府贈款+政府背景貸款”的模式，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替代性融資”。由于直接調動了政府資金和貸款，無法采用傳統的國際倡議模式。

MSP倡議的執行機構是SAFE，此NGO早期從事美國的能源安全研究；2020年以后轉向新能源供應鏈安全研究；2023年得到美國政府認可，成為MSP的唯一NGO合作伙伴。此機構的工作模式是通過美國政府的贈款與礦物開采國政府合作，撬動采礦項目的貸款，以取代來自中國的投資。

MSP倡議包含了ESG的全部要素，把國際上的各種ESG規則直接拿來用，再輔以其他要求。這些“其他要求”對于中國企業很難實現——執行機構SAFE的核心主張體現在其報告中A Global Race to the Top: Using Transparency to Secure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其他環節也面臨相似問題?，F行國際倡議不夠強力，新的國際倡議或協定通常由政府牽頭，具有很強的排他性。所以未來中國企業的ESG工作做好了用處也不大。

2.   ESG信息披露回歸非財務信息分析初衷

企業對外披露的ESG信息除了用于評級外，還可以服務于各種非財務信息分析用途。例如China Labor Watch和The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C4ADS）等政府背景NGO擅長整合各種公開來源信息，以識別中國企業的供應鏈風險。大量公開來源信息輔以少量但高價值的一手信息可以在非財務信息分析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為了得到更多有價值的公開來源信息，需要對企業、金融機構、技術服務機構和政府部門做很多工作，以推動企業的供應鏈非財務信息披露，這些工作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沒有得到有力支持，但拜登任期投入大、取得了很多成果，很多針對中國的NGO和國際倡議都是發跡于拜登任期，并直接得到拜登政府的資金支持。如果美國大選的結果是民主黨的卡瑪拉·哈里斯上臺，必然沿續拜登政府的策略，那么中國企業將面臨內外多重壓力（以雙碳和ESG咨詢業務為例）：

特朗普上任后，中國企業面臨的來自國內的壓力會小很多：

3.   碳足跡逐步轉向人權足跡

碳足跡以供應鏈范圍3碳排放為基礎，需要企業先打通供應鏈信息披露的各個環節。對于中國的新能源產業鏈，碳足跡工作的下一步并不是碳標識，而是供應鏈環境與勞工信息標識。

根據SAFE對美國汽車產業和關鍵礦物立法的政策建議，未來這些認證標識要整合更多信息：

SAFE: A Global Race to the Top）

4.   生物多樣性議題

近期聯合國召開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P16，ESG中的“生物多樣性”成為熱門議題。

研究發現，生物多樣性議題對跨國企業和國外供應鏈企業影響大，對國內供應鏈企業無影響?？鐕髽IESG工作中的生物多樣性論證可參考TNFD規則，以及衍生出的包含多項議題的SBTN倡議。SBTN是平行于歐盟CSRD/ESRS的英國ESG規則體系的衍生倡議，但是與SBTi一樣，2024年以來英國的影響力已經弱化。

“生物多樣性”工作的難點是原住民遷徙/征地和工程項目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對中企在海外建廠和外企來華建廠構成壓力（可參考C4ADS關于中國在湄公河區域投資的調查報告Zoned Out）。外國政府和企業高水平解決生物多樣性問題的經驗對于缺乏實力的中國企業無參考價值，例如：

·以生態保護的名義驅逐原住民。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rengeti by the British Empire resulted in the forced eviction of the Maasai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his displacement, in the name of conservation, continues to this day, not only to the Maasai people, bu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orldwide.

https://theowp.org/reports/conflict-in-wildlife-conservation-the-destructive-impacts-of-conservation-practice-on-local-communities/

·以生態保護名義影響當地生態系統，使生態環境的改變無法歸因于建設項目——很多莫名其妙的環境保護項目（最終卻破壞了當地生態）背后的原因。

·借助“自然災害”——例如印尼棕櫚油企業的“慢性森林火災”。

如果僅是紙面上應付“生物多樣性”議題，企業可以參考負責任鋼鐵倡議中印度企業的案例（公示的第三方核查報告），印度的案例涉及自然保護區附近建廠。

從應對制裁角度開展“生物多樣性”工作，還可以參考美國USAID支持的Biodiversity Links: Biodiversity How-to Guides

https://biodiversitylinks.org/library/key-resources#how-to-guide

USAID還支持了其他工作：

https://biodiversitylinks.org/sitemap 

C4ADS也是USAID系列倡議的合作機構（C4ADS是一家高水平的ESG研究機構）。

對于ESG研究人員，TCFD、TNFD、SBTi等英國背景規則總喜歡摻點私貨例如建立技術服務機構的小圈子、各種“指定渠道購買服務”，影響學習效率，所以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學習美國規則。

5.   特朗普對中國企業ESG工作的影響

因為特朗普會平等的損害中國各個階層的利益，所以對于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不是壞事。對于金融機構和壟斷行業以外的其他國內企業，特朗普上任后來自國內的壓力會小很多。

ESG研究人員應關注特朗普上任后在國內停止的一些活動，或者減少的一些輿論導向。

遺憾的是，特朗普競選綱領Agenda47中的反ESG倡議和美國傳統基金會Project2025對ESG投資進行調查與清算的政策建議并未出現在競選后期共和黨的“20項核心承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