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CNKI和WOS數據庫源中的628篇相關文獻為分析對象，系統辨析ESG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論基礎、研究方法、披露動因與后果，以及相關制度設計。研究發現：ESG信息披露的支撐理論涉及多學科交叉融合，但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探索和創新；研究熱點集中于探討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前者鮮少關注多維度多主體的驅動作用，后者較少考慮ESG信息披露在落實環保責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的效果。本文從深化學科交叉融合的理論探索與創新、拓展影響因素研究的多維視角、探索中國國情下的ESG信息披露、加強信息披露的環境—社會—治理效益分析和科學構建ESG信息披露體系方面展望了該研究主題的發展趨勢。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時代背景下，推動ESG已成為經濟發展的趨勢。ESG集中體現了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三位一體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是確定組織整體績效的關鍵指標以及可持續金融的重要驅動力。在ESG生態體系中，信息披露是基礎設施，ESG評級與投資均建立在ESG披露之上。披露內容主要體現為三點：環境（E）方面，公司為保護環境所做出的努力；社會（S）方面，公司如何管理與社區、消費者和員工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治理（G）方面，審查公司的管理團隊、股東權利和內部控制機制。隨著ESG理念的廣泛傳播和ESG投資規模的日趨擴大，利益相關者對ESG信息的真實性、可比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內外學者大多已經認識到ESG信息披露對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平穩實施、增強企業綠色競爭力的作用并開展了廣泛的研究，“ESG信息披露”相關學術研究逐年增多，全面分析ESG信息披露相關文獻對于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領域至關重要。本文綜合使用文獻計量法和內容分析法對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以下簡稱CNKI）和Web of Science（以下簡稱WOS）數據庫源中與ESG信息披露相關的628篇文章的文獻特征與研究內容進行計量分析，總結該領域的研究現狀、識別研究熱點并對該領域未來的研究進行展望。

本研究綜合采用文獻計量法和內容分析法對國內外ESG信息披露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其中，文獻計量法是采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對科學文獻的外部特征進行量化分析，描述、評價和預測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內容分析法是利用推理和比較方法對研究對象的內容特征進行梳理、歸納和概括，深入剖析某一研究主題的研究現狀，揭露研究內容之間的差異。兩者均通過統計分析研究對象的特征量找出其發展的趨勢，前者的定量研究存在隨機性、模糊性，后者的分析存在主觀性、傾向性，兩種方法的結合可以規避單一方法研究造成的弊端和局限，將定量的數據統計分析與定性的研究內容銜接起來，全面系統地分析研究現狀并預測未來發展趨勢。

本文以“ESG信息披露”為研究主題，對CNKI和WOS數據庫源中的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國內數據來源于CNKI數據庫，以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和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收錄為檢索范圍進行高級搜索，以“ESG”與“信息披露”為主題，時間范圍截至2023年，檢索到中文文獻274篇，經過人工篩選和去重處理，最終獲得文獻228篇。國外數據來源于WOS核心數據庫的科學索引擴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和社會科學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構造檢索式“TS=［（ESG OR‘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D（disclosure）］”，文獻類型=Article，語種=English，發表時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檢索到英文文獻747篇，通過進一步閱讀文獻標題及摘要，以人工方式剔除相關度差的文獻，并將所篩選的文獻導入CiteSpace軟件進行去重處理，最終篩選得到有效文獻400篇。

文獻數量的年度變化可以直觀地反映出該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態并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圖1中國內外文獻年度發表量均呈指數型增長，變化趨勢較為一致。國外關于ESG披露的研究起步更早，文章發表數量也較多。在國外研究發展的前期，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廣泛傳播，國際許多知名企業開始注重減少外部性和最大化社會價值問題，披露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為后期研究奠定一定的數據基礎。2021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進一步引起研究人員對ESG披露的關注，77%（即306篇文章）的國外文獻發表在2021—2023年。就國內研究開展情況而言，2020年之前，國內學者對ESG披露的關注較低，論文發表量分布零散。隨著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嘗試將ESG理念運用到投資決策中，學術界研究ESG達到一個小高潮，發文數量實現量的飛躍，92%（即209篇文章）的國內文獻發表在2021—2023年。文獻年度發表量的持續上升反映出國內外學者對該領域關注度的不斷增加，ESG信息披露助力可持續發展逐漸得到學術界和實踐領域的廣泛認可。

通過統計國內228篇CSSCI/北大核心文獻及國際400篇SCI/SSCI文獻的期刊來源，發現刊載相關研究的期刊數量較多，但分布較為零散。其中，國內文獻發表在85本期刊，僅刊載1篇文獻的期刊有53本，占比62.4%；國際文獻發表在120本期刊，僅刊載1篇文獻的期刊有64本，占比53.3%。由布拉德福定律可知，期刊可被分為核心區、相關區和邊沿區，依據埃格提出的計算方法，核心區期刊數量計算公式為P=2ln（e^E×Y），其中：P為核心數量，E為歐拉系數，E=0.5772，Y為期刊的最大載文量。計算可知，國內核心區期刊數量為P=2ln（1.781×25）=7.59，即發文數量排名前8位的國內期刊處于核心區；國際核心區期刊數量為P=2ln（1.781×66）=9.53，即發文數量排名前10位的國際期刊處于核心區。統計核心區期刊發表情況如表1所示，可看出國內核心區期刊集中于經濟學、金融學與會計學領域，主要探討企業內部控制、盈余管理和融資約束等；而國外期刊大多集中于Business & Economics和Environmental Sciences領域，關注商業金融、環境科學、綠色可持續發展等。國內核心區期刊在會計/審計學科的影響力指數排名較為靠前，國外核心區期刊在Business, Finance和Environmental Studies的JCR分區中大多為Q1和Q2，表明以ESG信息披露為主題的研究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與重視。

關鍵詞是文章核心內容的高度凝練，代表研究領域的前沿熱點。運用VOSviewer軟件收集文獻關鍵詞后，手動去除無意義和重復的詞匯，限定關鍵詞的頻次（中文文獻頻次≥3，英文文獻頻次≥8），繪制中文與英文關鍵詞共現網絡（圖2和圖3），以#和數字區分聚類。

中文文獻的41個高頻關鍵詞被歸納成3個聚類，形成132條連接線，總關聯強度為187。①聚類1：ESG表現對企業的作用效果。紅色區域主要涵蓋“融資約束”“高質量發展”“股價崩盤風險”“綠色創新”“債務融資成本”等關鍵詞，體現研究者密切關注ESG信息披露對企業財務績效和經營風險的影響。②聚類2：綠色金融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綠色區域主要包含“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ESG報告”“公司治理”等關鍵詞，表明學者們積極探索綠色金融和公司內部治理等因素與企業ESG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推動企業綠色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③聚類3：“雙碳”目標下的ESG信息披露。藍色區域主要包括“環境信息披露”“碳中和”“碳達峰”“碳信息披露”等關鍵詞，展現研究者緊跟時代腳步，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為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獻計獻策。

英文文獻的48個高頻關鍵詞被歸納成4個聚類，形成810條連接線，總關聯強度為3019。①聚類1：ESG披露對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紅色區域主要涵蓋“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financial performance”“cost”“firm value”等關鍵詞，體現當前研究者較為關注ESG信息披露對公司價值、收益的影響，研究涉及合法性和利益相關者理論，因此該區域還出現了“legitimacy”“stakeholder theory”等關鍵詞。②聚類2：公司內部治理因素對ESG信息披露的影響。綠色區域主要包含“impact”“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directors”等關鍵詞，揭示學者們對公司內部治理因素，如董事構成、性別多樣性等的持續探索，對董事會中女性占比的研究較多。③聚類3：ESG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藍色區域主要包括“ESG disclosure”“quality”“ownership”“institutional investors”等關鍵詞，展現研究者持續關注公司所有權結構、機構投資者等因素對ESG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且研究多為實證研究。④聚類4：ESG信息披露對公司可持續性的影響。黃色區域主要含有“sustaina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 disclosure”“risk”等關鍵詞，表明目前研究者深入挖掘ESG信息披露對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推動作用，較為關注環境方面的信息披露以及對公司風險的作用效果。

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涉及多個學科的交叉融合，理論研究主要聚焦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微觀層面主要基于經濟學理論和社會政治相關理論對企業內部因素如治理結構、財務績效和風險管理等展開研究，宏觀層面主要基于公共政策相關理論和經濟外部性理論對企業外部因素如政治制度、勞動制度、文化制度等展開研究（表2）。

微觀層面的理論視角中，經濟學理論主要包括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和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這些理論常被用來解釋企業披露ESG信息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效果。其中，代理理論強調信息披露可以緩解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雙方潛在沖突帶來的代理成本，基于該理論的研究發現，管理層薪酬、董事會中性別多樣性、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運轉情況等因素均會對企業非財務報表的編制產生積極影響。信號理論主張ESG信息是企業向外部利益相關者發布的積極信號，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政府財政支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利益相關者理論則要求企業除了考慮股東價值，更應將保護自然環境、維持社區關系、承擔社會責任列為企業的發展經營目標，開展ESG實踐以確保公司競爭優勢，基于該理論的研究發現，ESG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員工生產力和忠誠度，增強公眾形象和減少融資限制等。而社會政治相關理論主要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理論（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和合法性理論（Legitimacy theory），常被用來解釋ESG報告內容應遵循的原則和披露動因。其中，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強調企業所披露的ESG信息應該既包括企業對社會應承擔的責任，也包括企業對社會的價值創造，以及如何在人力資本、債券資本、公共服務、股權資本的提供者之間進行分配。合法性理論指出作為社會成員的一部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行為須得同社會的價值觀和規范體系相容，企業可以通過提高信息披露數量和質量證明自己是合法行為者，并從當地社區和非政府組織獲得社會許可。

宏觀層面的理論視角中，公共政策相關理論主要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和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這兩個理論常被用來解釋ESG報告的理念遵循和披露動因。其中，可持續發展理論主張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諧、社會發展良性循環是ESG信息披露的基礎，部分學者認為多數ESG報告框架的指標體系均汲取了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精髓；制度理論則強調企業的經營決策受到廣泛的外部社會背景的影響，信息披露是企業響應外部制度要求的必然反應，基于該理論的研究發現，國家政治制度、勞動制度和文化制度均會對ESG信息披露實踐產生影響。此外，經濟外部性理論（Theory of economic externalities）強調單獨依靠市場機制不能實現資源和社會利益最大化，需要政府的干預和管制，包括建立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披露企業經營活動派生的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并實施獎懲政策等。

對ESG信息披露的內容、影響因素和作用效果的完整詮釋，往往需要幾種理論的結合。合法性理論和制度理論常被用來解釋企業開展信息披露是為了遵守社會建構，滿足社會期望，前者側重社會規范，后者側重法律法規；代理理論和信號理論側重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前者探討如何保護處于信息弱勢一方的利益，后者關注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如何傳送信息；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為ESG報告框架提供了理念遵循，利益相關者理論常結合其他理論被用來探討ESG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經濟外部性理論則側重于研究ESG信息披露的外部影響因素。綜上，ESG信息披露研究運用的理論涵蓋了從微觀到宏觀的多個層面，是多學科理論的綜合型應用，雖然研究成果很豐富，但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視角探討和創新。

經過數年的發展，ESG信息披露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大多采用彭博（Bloomberg）的ESG信息披露得分衡量企業ESG信息披露水平，也有學者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標準、明晟（MSCI）、商道融綠等國內外相對成熟的ESG評級體系為基礎，考慮國家政策要求和標準規范，采用文獻分析法構建指標體系后，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德爾菲法等確定指標權重，再使用內容分析法對公司公開發布的ESG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等內容開展評價。學者們所構建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大多僅針對某一行業，包括電力、重污染制造業、新能源汽車行業、醫藥生物行業、快遞業等，指標體系也具有行業特色，如在構建快遞業信息披露內容框架時，設置“快遞包裝材料使用情況”“物流運輸工具污染物排放”等特色指標考核企業的污染和資源消耗情況。然而，現有文獻中存在誤用ESG表現評分衡量企業ESG信息披露水平的現象，前者體現公司的ESG實踐成效，后者是企業對外呈現的ESG實踐信息，兩者的混用可能會掩蓋企業的“漂綠”行為。

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研究大多基于平衡面板數據或不平衡面板數據，通過固定效應回歸模型（FEM）或基準（PooledOLS）回歸模型對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開展實證研究，輔以兩步動態廣義矩陣法（GMM）、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滯后自變量等方法緩解內生性問題。在探究外部影響因素時，部分學者利用雙重差分（DID）法探討外生事件或制度對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包括A股納入MSCI指數事件、環保費改稅、“滬（深）港通”交易制度等。整體上，圍繞這一領域以開展實證研究為主，定性經驗型文獻的缺乏不利于理論基礎的構建與發展創新。此外，基于ESG信息披露數據的可獲得性，面板數據大多來源于上市公司，難以為中小型企業的ESG實踐活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深入探究企業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識別各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不僅可以幫助企業取得更好的ESG績效，更能幫助政策制定者起草ESG政策，激勵企業開展ESG實踐活動。因此，有關學者基于代理理論、合法性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深入探討公司治理、外部關注、國家環境等因素對ESG信息披露的驅動作用，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表3）。

在公司治理維度，多數文獻結合代理理論、信號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探討管理層和董事會等公司內部因素對ESG信息披露的影響。管理層特征方面，已有研究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管更有可能對公司擁有長期愿景，同時為了提高自身聲譽，主動披露ESG信息的意愿更強。部分學者研究發現，企業為了強化自身形象，披露公司ESG實踐的積極性更高。然而隨著管理層任期的延長，在決策慣性的作用下，研究發現被視為重復性任務的ESG信息披露的質量和可變性會降低。董事會特征方面，依據資源依賴理論，相關研究發現董事會為公司提供專業知識和管理建議等關鍵資源，幫助公司更好的管理ESG問題，董事會規模和董事會議頻率對ESG披露均具有積極影響。然而關于女性董事對信息披露的影響卻有一定的爭議性。一種觀點認為，女性董事對環境和社會問題更加敏感，更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并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促進ESG信息披露。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高度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下，個人主義難以發揮作用，女性董事對企業ESG信息披露有負面影響。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Buallay等基于2116家上市銀行10年的數據，發現當女性董事會成員占董事會的22%～50%時，對ESG披露結果的水平有積極的影響；當占比高于50%時，兩者呈負相關。

在外部關注維度，研究發現投資者關注、分析師關注和媒體報道與ESG信息披露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首先，部分學者認為外部投資者的關注提高了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企業出于融資動機而開展的ESG信息披露“漂綠”行為。其次，作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信息中介和監管力量，相關研究指出分析師所出具的研究報告能夠引起潛在投資者和監管者的關注，倒逼公司管理層主動披露ESG信息。除此之外，與分析師關注類似，媒體關注也發揮著“聚光燈”效應。一方面，部分學者發現對ESG績效良好企業的夸大報道提高了投資者對企業的預期，在聲譽機制作用下，管理者出于迎合動機會選擇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另一方面，有關學者認為負面媒體報道會在短時間內對企業形象、管理聲譽和產品市場銷售產生不利影響，迫使企業在巨大市場壓力作用下加快改善環境的措施，提升ESG信息披露的質量。

在制度環境維度，學者們較為關注ESG信息披露水平與政治制度、勞動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間的關系。首先，Baldini等基于制度理論和合法性理論研究發現，在法律框架較強的國家，企業提供正式ESG信息的需求變低，而政府腐敗會增加公司從事不道德行為的可能性，進而降低企業ESG信息披露水平。同時，他發現強大的工會或勞動保護可以提高員工福利水平，而高失業率會引發企業對高技術工人的競爭，兩者均會推動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其次，部分學者發現ESG信息披露水平與民主程序相關，民主程度高的國家地區員工更為關注利益相關者需求，公司為了權宜之計犧牲道德和可持續性的概率較低。再次，基于社會規范理論，相關研究發現要求公司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宗教信仰會潛移默化影響管理者、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決策，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會選擇發布更多的ESG信息以滿足宗教期望。此外，Huang等研究發現在洪災、火災、颶風等自然災害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為了改變投資者的風險認知，公司管理者傾向于提高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綜上，現有關于公司治理、外部關注和國家環境對ESG信息披露驅動作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層面，鮮少考慮多維度因素混合作用的效果。此外，企業管理者制定決策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有關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創新。再者，現有研究集中于探討影響因素對ESG綜合信息披露的驅動作用，對E、S或G單一維度作用效果的探討較少，未來的研究需要拓展視角，深入挖掘影響因素并開展細分研究。

關于ESG信息披露作用效果的文獻大多集中于探討信息披露行為對微觀層面的企業績效、資本成本和企業風險的影響（表4）。

企業績效方面，學者們主要探討了ESG信息披露對公司價值、股票收益和綠色創新績效的影響。Friede等通過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表的相關實證研究進行Meta分析，發現約90%的研究表明ESG與公司財務績效之間存在非負相關關系。研究認為，一方面，通過提高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透明度，信息披露能夠吸引更多投資者并增強利益相關者的信任以獲得更高的企業價值。另一方面，ESG信息披露更好的企業可以吸引更多優秀員工，提高員工素質，進而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學者在探討ESG信息披露對公司價值的影響時大多選擇Tobin’s Q為代理變量，關于作用方向卻有正向和非線性的不同見解。也有研究發現，高質量的ESG信息披露能夠降低股東與管理層及大股東與其他股東之間的雙重代理成本，提高公司股票的市場表現，帶來更多的股票收益。此外，依據成本效應、資源效應和治理效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制造和傳遞的邊際成本會隨著信息披露制度的成熟遞減，充足的信息可以降低投資者逆向選擇的概率，有助于外部利益相關者全方位地監督企業綠色發展的實際情況，為綠色創新提供充足的資源供給和監督壓力，推動企業提高綠色創新績效。研究發現，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ESG信息披露對綠色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顯著。Chai等認為，ESG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公司的可持續增長率，媒體關注對該效果起正向調節作用。

資本成本方面，現有研究較為關注ESG信息披露與企業債務成本、融資成本、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首先，部分學者認為ESG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企業債務成本，這主要歸因于透明度的提高和貸款機構對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的激勵，激勵效果在以利益相關者為導向的國家更顯著。其次，相關研究發現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和提升公司治理效應，高質量的ESG信息可以緩解“短貸長投”的債務期限結構，顯著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資本成本。再者，Feng等基于全球25個國家的樣本，發現在歐洲和北美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得分與權益資本成本負相關，該結果在亞洲國家卻不成立。Dahiya和Singh以印度68家大型制造企業為樣本，證實了Feng等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披露的影響因不同地區的制度環境、宗教、法律淵源和文化而異。然而Li和Liu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高質量的企業社會責任披露會顯著降低中國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對于環境敏感行業、國有企業和資產規模龐大的大型上市公司來說，負面影響更為顯著。部分學者認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國對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要求更高，信息披露質量高的公司更容易獲得政府財政支持。

企業風險方面，研究發現ESG信息披露與企業股價崩盤風險、違約風險、財務違規風險和股價下行風險有所關聯。首先，Xu等調查發現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披露可以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和提升企業聲譽資本兩條路徑顯著降低公司未來股價崩盤風險，在“投資者情緒效應”下作用效果更顯著。其次，部分學者認為ESG信息披露能夠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降低業績波動性，進而降低公司違約風險，但該影響僅存在于成熟和老牌公司。同時，ESG信息披露水平與企業財務違規風險的負相關關系也僅在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督較強的公司發生作用。最后，部分學者提出，投資者認為在新冠感染流行期間披露更多ESG信息的公司能夠更加積極主動地解決經營危機，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從而使公眾對這類公司產生更多信任，進而降低企業的股價下行風險。還有一些相關研究發現，外部的媒體關注和分析師關注均能強化ESG信息披露的風險降低效應。

綜上，現有研究集中于探討ESG信息披露這一行為對企業財務績效、資本成本和風險的影響，鮮少關注ESG信息披露在落實環保責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學者們過于關注ESG披露與回報之間的相關關系造成了研究視角的狹窄，而忽略ESG披露能否真正影響和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則表明現有研究對ESG效用的挖掘力度不夠，值得廣大學者們的關注和思考。

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不僅有利于ESG評級和投資的順利開展，更有助于企業和市場的長遠發展。國外一些國家的ESG信息披露制度相對較為完善，在ESG信息披露指引和標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歐盟及英國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強制企業披露ESG信息，故本文中關于制度設計的研究分析以國內研究為主。

現有中文文獻中，關于ESG信息披露制度設計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四類。第一，制定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由于缺少有關ESG信息的統一披露框架，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ESG信息存在數量少、質量低、披露不及時等問題，信息的規范性、真實性和可比性較差。部分學者認為統一的ESG信息披露標準有利于提升信息披露的質量，增強ESG信息披露的規范性和統一性，從而滿足廣大利益相關方的需求。因此，制定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迫在眉睫。第二，確立信息披露執行方式。為發揮ESG信息披露功能，促進公司可持續性發展，相關學者對ESG信息披露的執行方式展開了討論。部分學者認為，自愿和完全強制體系均無法滿足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要求，現階段應實行半強制ESG信息披露體系，之后推動企業ESG信息披露向強制披露為主過渡。亦有學者認為，強制ESG披露通常適用于上市公司，而對中小企業應采取自愿ESG披露。還有學者指出，可以首先選擇在部分上市公司開展試點，之后分階段逐步擴大披露主體范圍。而一些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應將ESG信息披露的整套制度設計嵌入包含強制披露、半強制披露與自愿披露的三層法律責任框架之中，不宜分時段逐個機械化推進這一行動路線。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監管制度。我國現存的信息披露監管力度不足，例如雖然鼓勵企業自愿披露ESG信息，然而“安全港”制度的缺失阻礙著自愿披露活動的開展。一方面，考慮到完全強制模式可能帶來的高成本以及潛在的市場失靈問題，學者們認為應該依據ESG信息的重要性和未來發展趨勢等采取混合式的監管手段。另一方面，針對未按要求披露、披露信息不實的企業，相關學者認為應依規提出警告或要求懲罰性賠償。第四，構建協作協調機制。不同于國外自下而上的發展歷程，我國ESG信息披露體系的構建以政府及相關部門引導為主，需要來自行業本身、組織機構、監管部門等多方協調合作。部分學者認為，在制定鼓勵企業披露ESG信息的政策時，應該以利益協調為關鍵，從財政、稅收、土地等方面制定配套支持政策，例如ESG信息披露質量較好的企業可享有在招投標和稅收減免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此外，加強ESG信息披露與綠色財政及綠色金融之間的協調配合，通過補貼、貼息、擔保等政策讓綠色基金在追求利潤回報的同時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綜上，與ESG信息披露制度設計相關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制定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確立信息披露執行方式、完善信息披露監管制度和構建協作協調機制四類。關于ESG信息披露標準的構建以及執行方式尚在探討中，而針對信息披露監管制度的完善和協作協調機制的構建大多為政策建議，缺乏系統性理論性分析，仍需要進一步探索。

本文綜合運用文獻計量法和內容分析法對CNKI和WoS數據庫源中與ESG信息披露相關的628篇文章的文獻特征與研究內容進行計量分析。研究發現，國內與國際ESG信息披露文獻發表數量均呈指數型增長，英文研究已經形成核心作者群，而中文研究尚未。國內研究發布期刊集中于經濟學、金融學與會計學領域，國外研究則集中在Business & Economics和Environmental Sciences等領域。通過對文獻內容的深入分析，發現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涉及多學科交叉融合，涵蓋從微觀到宏觀層面的多個理論應用，但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探索和創新。現有關于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的研究以實證研究為主，前者主要探討公司治理、外部關注、國家環境等單一層面對ESG綜合信息披露的驅動作用，鮮少考慮多維度因素作用對E、S或G單一維度的影響；后者集中于探索信息披露對企業績效、資本成本和企業風險的影響，較少關注ESG信息披露在落實環保責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國內關于ESG信息披露制度設計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制定統一的信息披露標準、確立信息披露執行方式、完善信息披露監管制度和構建協作協調機制四類，前兩類主題的研究尚在探討中，后兩類主題的研究大多為政策建議，缺乏系統性理論性分析。

經過多年的探索發展，ESG信息披露領域的研究已經逐步形成以經濟學理論、社會政治與公共政策相關理論為基礎的理論框架。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學科交叉融合的廣度和深度，加大理論探索與創新的力度。一方面，依托現有成熟理論，嘗試結合環境科學、心理學、人口學、管理學和數學等學科探索宏觀經濟政策、法律制度、社會文化和微觀企業戰略管理、人力資源、技術創新等因素對ESG信息披露的影響。另一方面，緊跟時代潮流，嘗試多視角、多層次、多領域探索披露動因、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的理論機制，在拓展理論框架的同時注重理論創新，引入新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促進理論和實踐的有效結合。

關于ESG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進行多維擴展：首先，深入挖掘并細分影響因素。微觀層面的企業文化、治理結構，中觀層面的上下游供應鏈、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宏觀層面的經濟政策、國家制度等均可以再度細分，豐富信息披露的研究內容。其次，考慮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不同行業和地區，探索不同層面影響因素的交互作用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再次，未來的研究不僅要關注某一影響因素對ESG綜合維度的影響，更要明確其對E、S或G單一維度的影響，細化研究以厘清其內在作用機制，為企業開展ESG實踐、投資者的投資決策以及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價值的建議。最后，現有研究所使用的面板數據大多源于上市公司，而中小型企業的ESG實踐同樣值得引起關注和重視。

ESG信息披露與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環境、文化背景、社會生活、生態文明等息息相關，而目前基于中國國情考察國家宏觀環境、社會經濟現狀等因素對企業ESG信息披露影響的文獻較少。我國ESG政策發展已進入深化提升階段，一系列相關政策的陸續發布體現了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對ESG信息披露工作的高度重視，未來研究可嘗試檢驗不同政策對ESG信息披露質量的作用效果。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為開展我國ESG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獨特的文化背景。今后的研究需要扎根于我國國情，探索我國企業在ESG信息披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配套解決措施，在推動企業ESG實踐發展的同時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科學價值和實踐意義的政策參考。

企業披露ESG信息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公司在保護生態環境、承擔社會責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成就，之后才是信息披露可能會為公司帶來更多的經濟回報。然而，現有關于ESG信息披露作用效果的研究中，學者們把重心放在信息披露這一行為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上，造成了研究視角的狹窄，未能充分挖掘ESG的效用。信息披露是否能真正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事關企業乃至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未來的研究應重視ESG信息披露在環境（碳排放強度、資源利用、生態環境改善）、社會（員工多樣性、機會均等、健康和安全）、治理（員工關系、股東權益保護、腐敗和商業道德）方面的效益，以可持續的方式轉型商業模式，助推企業長遠發展和社會價值創造。

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同時，考慮我國國情和不同行業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差異，學者們應加大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得到國際認可的ESG信息披露標準的研究力度，加快實現與國際資本市場披露規則的有效銜接。關于ESG信息披露的執行方式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未來的研究需要量化“強制披露”與“自愿披露”的治理效益，明確披露主體、披露范圍、生效時間和重要性原則，使ESG信息披露成為企業的“必答題”。此外，現有研究大多采用彭博的ESG信息披露得分衡量企業ESG信息披露水平，得分高低取決于信息披露數量的多少，忽視了對ESG信息披露質量的考察。今后的研究可嘗試運用文本分析法，依據企業ESG相關報告中的具體詞頻、詳細程度、定量數據等因素評估ESG信息披露的質量。同時，探討如何通過監管部門監督管理、第三方機構核查鑒證等方式，遏制企業在ESG信息披露中的“漂綠”行為，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