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深圳發生了3起開發商主動放棄綠色建筑財政補貼事件。據查詢，深圳市建設主管部門在2018年曾立項、評審通過5個綠色建筑項目，每個補貼額度150萬～300萬元不等，已明確“棄補”的項目有3個，“棄補率”達到60%。

  在諸多企業融資捉襟見肘、經營環境日益艱辛的當下，令人垂涎三尺的補貼蛋糕竟然被棄之一邊，形同雞肋，是美味蛋糕，還是陷阱?這不禁讓人疑慮。

  在撥付補貼前，深圳市建設主管部門對上述項目進行現場復驗，發現大量綠色建筑運行功能未啟用，例如建筑一體化太陽能設備已拆除、中水設施停用，處于維護不善甚至“零維護”狀態。為此，深圳市建設主管部門發出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開發商反饋，寧愿放棄補貼，也不肯進行整改及持續運行。

  開發商主動“棄補”的行為，一方面反映了綠色建筑長期以來的重建輕管、運營水平不高的現狀，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考慮，綠色建筑的運行成本高于傳統建筑，在低物業收益的狀態下，不少開發商及物業管理機構其實是把綠色建筑視為一種負擔，常因某些理由不時地停用一些綠色設施。

1 “大躍進”式發展歷程

  綠色建筑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建筑模式逐漸獲得認同，從理念正走向實踐，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和相對成熟的案例經驗。目前對綠色建筑的研究均集中在技術標準、規劃設計理念、具體建造技術、建材采購與使用等方面，少有對政策理論、經濟成本進行專題研究。

  2012年5月，財政部與住建部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我國綠色建筑發展的實施意見》，首次明確了綠色建筑獎勵標準：二星及三星級每平方米分別獎勵45元及80元，對于綠色生態城區的資金補助基準高達5000萬元。

  地方隨之加大綠色建筑發展扶持機制。以深圳為例，深圳市先后印發、修訂了《深圳市建筑節能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從2012年開始，對獲得綠色建筑設計標識、運行標識的項目均給予補貼。2018年修改相關管理辦法后，對獲得高星級綠色建筑設計標識項目的補貼提升到300萬元，對運行標識項目的補貼更是達到350萬元，對綠色建筑標識評價的費用也給予報銷。

  補貼政策出臺后，深圳各類綠色建筑項目紛紛行動，發展勢頭迅猛。2012年，深圳宣布已建和在建綠色建筑面積突破1000萬平方米。截止2018年底深圳綠色建筑面積超過1億平方米，累計超過1000個項目獲得綠色建筑評價標識，新建建筑全部為綠色建筑。相比2012年，深圳綠色建筑面積翻了10倍不止。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綠色建筑火箭速度的擴張?

2 推廣中冷熱兩極

  一邊是轟轟烈烈的綠色建筑“大躍進”發展，一邊是綠色建筑在終端的遇冷。

  從市場反響來看，綠色建筑對消費者而言，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消費者購買房屋，不會考慮是否為綠色建筑，如果不涉及自身便利，更不會深究綠色建筑設施設備后續運維。

  開發商在投資房地產過程中，首先考慮的要素為有效需求，其次為房地產市場的預期。房地產是否為綠色建筑，與開發商利潤、品牌增值無關聯度。作為綠色建筑最有力的推動者，已經漠視了綠色建筑的存在。

  過去把綠色建筑推廣難的原因常歸結為政府激勵不足，或認為綠色建筑產生的增量成本打擊了積極性。也有很多學者將開發商和消費者不認同、不了解綠色建筑原因歸結為環保意識不夠。如果綠色建筑僅僅是“意識不到位”，那也不會出現前面“棄補”事件。

  綠色建筑產業鏈中，開發商處于落實標準、引導綠色建筑建造前端。綠色建筑不只在集約資源方面實現建筑與人的可持續發展，也符合消費者個人利益，使消費者擁有舒適、環保的居所。理論上講，綠色建筑具有兩個方面的積極性，政府為了實現社會健康發展，積極推動綠色建筑，社會公眾為了個人利益選擇購買綠色建筑。與其它商品一樣，綠色建筑發展過程當中應當由政府、消費者雙方發揮作用。

  目前綠色建筑的開發建設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動。深圳市2013年發布促進辦法，廣州市在2013年出臺管理規定，各大城市在“十三·五”期間相繼印發了綠色建筑發展規劃。實踐中，政府發揮著主導作用，在綠色建筑推廣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可觀的財政經費。

  現實情況只能這樣推測：各方主體對綠色建筑的反應并不相同，政府的有形之手已經過界。當有形的手伸得過長，市場無形的手缺位，使綠色建筑市場難以發育充分。

3 政府補貼產生的效用分析

  按現階段的技術體系，綠色建筑必然增加建設成本。由于造價相對增加，成本回收期不可見，利潤空間有限，增量成本理論上會影響開發商投資綠色建筑積極性。

  真正阻礙綠色建筑的，不在于增量成本。首先從實踐來看，增量成本整體下行。經過多年發展，綠色建筑措施日趨成熟，項目總量巨增，形成大量可復制、可借鑒的案例，致使增量成本下降，減小了一次性投資的壓力。

  為使成本、效益之間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凈現值來表示綠色建筑收益。對綠色建筑成本效益進行評價時，從開發商投資收益的角度來分析項目具有的成本項和效益項，公式如下：

  公式中，C0為綠色建筑較之傳統建筑的開發商所需一次性增量成本;C1為后期運行年度所需費用;E為綠色建筑較之傳統建筑所帶來節約的費用;i為折現率;n為綠色建筑全壽命周期。

  當NPV=0時，是綠色建筑成本的最大值;當NPV≤0時，開發商將理性放棄綠色建筑。

  以深圳一項目為案例，該項目為市銀級運行綠色建筑，平均單位面積綠色建筑增量成本為25.3元/m2，后期需要額外增加人力、資源的投入以維持其正常運轉，產生額外運營成本2～8元/m2·月。額外運營成本過高，加上一定使用周期后更新換代、設備攤銷折舊，投入已不能抵消收益，此時開發商選擇了閑置設施，放棄政府補貼。

  更為重要的是，假使增量成本處于靜止狀態，開發商也能夠有三種策略選擇對付增量成本：成本轉嫁、成本內化或兩種方法同時使用。其中，成本轉嫁是使用最為有效、快捷的手段。

3.1 增量成本轉嫁問題

  房屋作為一種商品，價格由供求雙方共同決定。由于房屋建筑具有建設周期較長、價值量大、空間固定等特點，其價格具有一般商品所沒有的特點：在短時間內房屋的供給是缺乏彈性的，因此房屋市場價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供給關系。

  房屋市場需求短期內缺乏彈性，即人們所謂剛性需求。短期需求缺乏彈性的商品定價時無須考慮商品的生產成本。需求缺乏彈性表示需求量變動的比率小于價格變動的比率，商品價格提高只會引起需求量些許減少，但銷售總收入不會下降甚至上升。因此，綠色建筑在建造過程中產生的增量成本，開發商能夠輕易地將其轉嫁給消費者。

3.2 增量成本對市場均衡影響問題

  房屋與一般商品不同，不僅具有消費品屬性，還具有投資品的屬性。作為投資品，其價格形成機制不僅取決于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更重點關注未來的預期收益。預期價格上漲則需求增加，預期價格下跌則需求減少，所謂的預期價格就是消費者根據以往的價格走勢、宏觀調控政策取向來判斷價值。概括來說，在投資品的市場中難以找到均衡點，消費者對房屋投資通常就是“追漲殺跌”。

  以深圳為例，2000年至2008年深圳市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基本持平于供給價格彈性;2008年至今，需求價格彈性都大于供給價格彈性，即目前深圳房價居高不下主要源于需求過旺所致。

  市場類型影響定價權。市場類型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四種，四種類型的市場中生產商的定價權力大小不同，依次由弱到強。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土地資源稀缺，房屋市場位于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之間，開發商在定價權方面占據主動地位。近20年里，國家發改委多次公布年度價格舉報情況，舉報重災區集中于壟斷領域，房地產位列其中。

  開發商擁有的定價權，決定了其對成本轉嫁的強依賴性，減少了做綠色建筑的動力壓力。

3.3 咨詢機構游說與財政補貼問題

  上述成本轉嫁、消費均衡的分析證明，政府補貼在綠色建筑發展中作用有限，財政投資力度再大都無法從根本解決綠色建筑難以真正推廣的事實。

  在市場缺乏動力的情況下，還是出現了大批綠色建筑，這又怎么解釋?

  其一是因為地方強制推行最低星級綠色建筑;其二是關于綠色建筑產業主體問題。

  政府設立綠色建筑補貼的初衷，就是對增量成本進行彌補，激勵開發商建造綠色建筑，以帶動整個產業鏈發展。

  綠色建筑產業涵蓋產品生產和生產有關的服務內容，涉及勘察、規劃、設計、檢測、材料、成品生產、建筑施工與安裝、運營管理、咨詢與服務等多個單位，對產業發展具有較強的拉動力。

  從上述看，處于產業鏈上游的開發商對綠色建筑推動缺乏動力。處于產業鏈下游的咨詢機構相對被動，在開發商不愿推行綠色建筑的情況下，以政府補貼為誘因，向開發商承諾，建成綠色建筑能獲取相應的政府補貼。

  甚至有咨詢機構與開發商簽訂合同，承諾獲得政府補貼后，開發商才向咨詢機構支付相應的咨詢費用。此時咨詢機構已經演變成為尋求“政策租”的掮客，不單純承擔著第三方服務的角色，這在專項資金管理中是明令禁止的。政府補貼本意是通過前端建造，帶動整個產業鏈的良性發展。在實踐中，變成了咨詢單位游說開發商，共同對政府補貼進行“掘金”。

  當開發商發現，綠色建筑后續運行成本不菲，后期對專業技術力量要求偏高，所投入的時間、人力、資金成本遠超過政府補貼帶來的收益時，開發商違背和約，放棄補貼。這也是本文開頭所講述的集體“棄補”事件的真實原因。

4 財政補貼給綠色建筑發展帶來的弊端

4.1 虛假“綠色”不能實現節能環保初衷，做出來的都是“假綠建”

  前面已講過，綠色建筑的推廣目前有兩個途徑，一是采用行政手段強制最低星級，二是咨詢機構利用政府補貼來說服開發商。為獲取咨詢費用，咨詢機構以綠色建筑能夠獲取補貼為誘導，向開發商做出承諾。

  這種短期獲取補貼的行為，導致綠色建筑設計水平和管理水平進一步降低。咨詢單位為了生存，被迫從政府補貼中獲利，極可能產生補貼的權利尋租。市場的推動主要依靠補貼推動，綠色建筑市場陷入惡性循環，政府越補越大，綠色建筑越來越假。長期以往，嚴重傷害市場信心。

4.2 補貼資金沒有按預期產生技術外溢

  政府補貼資金來源于財政專項資金，資金后續使用應具有明確的目標。開發商獲取資金后，資金如何分配使用，政府方面無從得知。綠色建筑發展多年，開發商采用的技術體系并沒有進步，僅僅是在咨詢機構的配合下，以評價標準為依據，滿足相應的星級等級要求，對于綠色建筑整體考慮、長期運維、新型技術采用完全不會顧及到。補貼資金是否按預期要求投入到項目后續運行，或進行相關科技研發，無從獲取相關信息。

4.3 補貼規定缺乏經濟理論和技術體系支撐

  其一，政府補貼的目的是為了扶持特定產業或企業的發展。在過去較長的時間內，綠色建筑補貼的對象主要為開發商，消費者得不到直接受益，設計單位、施工單位也難以受益，這在市場機制上不利于調動整體協調發展。目前綠色建筑補貼政策存在瑕疵，單一的無償補貼難以實現綠色建筑良性發展的目標。

  其二，綠色建筑技術本身存在問題。綠色建筑涉及學科種類多，各學科早已形成獨立標準體系，使得綠色建筑技術缺乏有機協同。綠色建筑評價標準歷經修訂，部分指標設置不盡合理，居民感知性低，對推廣造成相當大的障礙。目前綠色建筑技術體系是否值得推廣、值得政府去補貼，仍是需要研究的題目。

4.4 可能滋生尋租行為溫床

  理論認為，尋租是一種經濟主體憑借政府保護尋求財富轉移的行為，對經濟發展往往具有比較嚴重的阻礙作用。安同良等指出，“政府與企業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因此政府補貼可能會引發逆向的激勵作用”，“一方面，尋租行為造成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扭曲，防礙了更有效生產方式的實施，抑制了全社會從市場競爭中獲益;另一方面，它占用了本應該用于生產性的社會經濟資源，卻沒有創造成社會財富”。

  補貼本質是由政府充當著資源分配決定者的角色。許多理論和實踐證明，政府補貼這種非市場化的制度安排效率低，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公平、不均衡。綠色建筑補貼來源于建筑節能資金，雖已制定了專門的管理辦法，但在項目評審、排序、資助額度的核定方面，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

5 完善財政補貼考慮

  直接對綠色建筑進行補貼并不是最合理的做法，而且每次棄貼行為對政府的公信力也是考驗。可以考慮采取一些監督機制做法，把綠色建筑的推廣權交還給企業和消費者。不見得非要短時期內大幅推廣綠色建筑，可以設想允許經過三年甚至五年的過渡期，使消費者逐步接受綠色建筑。

  (1)提高財政補貼支出效益，從制度創新上改變補貼方式。在總量上，壓縮財政補貼規模;在結構上，規范補貼方式，調整分配格局。

  (2)對于補貼政策走向，上策為取消，中下策為規范財政補貼的范圍和重點。廣州、北京及江蘇省部分城市正逐步削減或取消綠色建筑補貼，這并未給致力于綠色建筑的企業造成太大打擊。作為重點推廣綠色建筑的城市，市場相對成熟，產業鏈整合度較高，融資問題較小，趨向于取消補貼。也可以考慮改變綠色建筑無償資金補貼方式，取消直接補貼，嘗試建立貸款貼息基金和價格風險基金新的補貼政策。

  (3)增加財政對綠色節能方面科研支持力度。消費者對綠色建筑的認同感低，理解不盡相同。現有綠色建筑技術體系仍沒有形成有機體，難以讓人體驗感知到“綠色”。對綠色節能技術集成仍有大量空間去探討。建議拋棄生硬的星級評價和財政補貼，加強基礎科技研究扶持，減少技術、標準等形成過程中的利益考慮，促進建筑真正綠色發展。

6 還需深入探討的問題

  在綠色建筑發展初始階段，政府強有力的推動和扶持是有必要的。此時，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范圍、方式和形式多樣，財政補貼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支持手段。很多學者從實證中提出自己的觀點，“政府補貼提高了受援助企業的產出、就業及固定資產，但是考慮到補貼對未受援助企業帶來的利益損失，從整體上看政府補貼在長期中并不利于行業發展”。

  “棄補”事件產生的效應不止是放棄幾百萬元的資助這么簡單，事件將波及公信力、財政預算的執行、行政成本浪費等方面。若更深入思考，引出以下問題：(1)綠色建筑補貼政策是否合理;(2)綠色建筑不“綠”，是否發展成為政績工程;(3)補貼是否影響綠色建筑行業的良性發展;(4)綠色建筑技術集成體系是否可持續、可推廣;(5)長期對綠色建筑進行補貼，是否會步入新能源補貼的后塵。

  本文僅針對此次棄補事件進行分析，不能全部解答上述問題，畢竟這些問題關乎整個綠色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有必要作進一步分析與研究。